1、对于那些免于这些动乱的人来说，认为世界仍在遭受战争结果的损害，是个令人安心的消息。他们认为专政在历史过程中往往是作为紧急状态中的暂时解决方法而建立的，并乐于以此种想法安慰自己
另一方面，对危机有着直接了解的人，即使是专政的强烈反对者，也一致认为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

2、凡是人和社会问题受关注的地方，在不同的国家和群体之间就应当有不断的思想交流。

3、本书的目的-就人格的塑造和社会的组织范围来研究这些失调。没有人格的转变，社会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

4、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充满“你的事业正在进行”这样的情感，虽然不是在我们应当模仿独裁的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讲.相反，我们必须致力于其研究，以便当类似的危机在我们中间发生时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西方民主传统精神的方式应付它们。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往往只是解决这些国家突然面临的具体困难的慌乱尝试。甚至在私生活上，个人也爱寻衅地反应，一旦他不受从理论和实践的情境控制，便力图对别人的自由横加限制。精神枷锁常常是由愚味无能和无知的恐惧造成的。因此，既懂得自由民主社会的困境及其在危机时期的失败，又研究被称之为专政的强制解决方法是重要的。

5、本书所采纳的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而辩护的方法，不同于通常的方法，因为它并不把这一问题仅仅看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具体的社会学分析，解释什么样的自由、民主和文化才能在已改变的社会系统中存在。

6、没有静静的准备，革命的热情不可能使改革普遍推广蔓延开来，出于这一理由，如果革命者做得过火，政令变化过多，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反动便接踵而至，或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各种在整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新制度融于旧制度之中。形象地讲，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

7、在国际领域，这种对抗的结果可见于这样的事实:每个国家的生产在逻辑上正朝着国际经济交换方向发展，而不是接受我们通过巧妙的保护手段创造的民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8、因具有调节癖而把计划看成是一种国家的拘束衣的专政:并不能够压制批评和自我改革的冲动。其体制像一个濒于爆炸的汽壶，由于没有提供制度作为安全阀来起作用，因此始终存在着它可能爆炸的危险。以清洗取代明智的重建是非常不适当的。所有这些征兆都证明，每个国家都在探索组织工业社会的新方式。民主尚未发现-个公式以确定社会过程的哪些方面能够用调节加以控制，而专政又不可能看出干预每件事情并非计划。因为计划只有当它基于社会中的创造性趋向之时，亦即当它控制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又没有压制活力的时候，才能具有积极的价值。

9、指出一部展现人的迅速变化–人的行为的突然改变–与社会系统在当代的大变迁之间的联系的著作，是不可能的。

10、在缓慢的转变时代，存在着一种把人性的本质看做是永恒的倾向，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把盛行于自己时代的人性的历史形式看做是永恒的。因此，在革命时代，人性的变异问题总是以新的模样出现。

将科学的心理学用于分析历史经验和诊断现时的症状，并非易事。主要的困难是:我们尚未习惯于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来研究人的心理。

11、每一种思想体系只能应用于某一种过程。只有当假设的解释能够在没有歪曲内在性质的情况下整理某一限定经验范围内的事实时，它才适用于其特有的目的。这正是此种体系为什么不能直接被一般化的理由。它在一种范围可以发挥作用，而在另一种范围却不能，或者只有通过修改才可应用。“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这对于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应用的体系同样适用。例如，它适用于对历史作经济解释的马克思的体系。

12、探索经济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有结果，常常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认识到在以交换和市场买卖为主的资本主义下，一切都趋于被视为商品，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某些在这种体制下长大的人，倾向于以一个商人的眼光看待每一种关系，无疑也是真实的。他们愈来愈趋于把自然物想象成商品，以唯利是图的观点看待个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多次被讨论的心理现象，也就是自我疏远和非人性化将获得发展。一个人型对于这个人来说，生来就如同树不是树，而是木材一样。此外，正如齐美尔(G.Simmel)(3)所指出的，货币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都发展出我们抽象思维和经验的能力，是可能的，因此，货币不仅形成了我们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形成了我们的全部意识。

13、以我们之见，产生出人的心理社会学关系和过程的数目比通常所料想的要多。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按照原则，假如没有直接被转变为心理和文化表现上的变化，社会构型(configuration)中不会发生丝毫的变化。由于观察方法的缺陷，我们总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仍旧是社会学盲，因而未能注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正在发生什么，更谈不上系统地研究它。现在，所有这些社会的而非经济的关系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任何想要从其心理层面对全部社会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必定自然以最重要之点开始。

在这种种社会关系中，一对对立物，即冲突着的竞争与调节原则，在目前转变时期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本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探索我们社会的精神面貌变化和文化变迁与这些原则的作用的相应关系(a large proportion)，指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每一个生活领域,调节原则正在取代竞争原则。

14、对社会现象稍微深入一步研究都将证明:对事实的朴素观察是不充分的，因为社会学状态大多是以歪曲的形式呈现的，要想揭示它们，以及把其变迁看做是基本过程的功能，就要有理论知识和训练有素的观察。

15、我们可以从那种社会选择过程是在心理变化之后起作用的例子开始。对于外行来说，每种意见似乎都是由一定的个人首先提出的，然后又为他人所采纳。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开始便极少有逻辑地仔细思考情境。我们通常涉及的是该情境的零碎部分，而且仅仅是该部分最流行和最常规的方面。如果这是真实的，每个个人的意见便是社会选择的长期过程的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类似的环境中已各自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尝试作出系统的阐述。我们无意识地吸收了可能产生的情境的各种局部定义。从这些类似但又多样化的个别解释中，我们搜集似乎表现了我们自己对案例看法的意见。如果情境发生变化，我们则考虑我们以前所曾抵制的修改，同一意见的另一说法将再次流行。当然，发表看法者并不知道这一选择过程，他实实在在地认为他形成了他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只是适应流行的变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逐步变化借以能够得到解释的唯一方式。人们以无限的多样性重复同样的论据，尽管存在明显的模仿，但紧紧与变化着的情境相应的意见倾向的变化，则为人们所感觉到。这些事实与以前思维习惯的复兴-如果重现的情境恢复了该思维习惯的生气的话–所起的巨大作用共同证明:选择不仅发生在自然王国之内，而且也出现在精神王国之中。

再举例而言，当外行谈及国家特征的突然变化时，他再次曲解了心理倾向。在最近几年，人们是多么经常地听到这样的议论啊:德国人怎么会在一个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实在是莫名其妙。外行以及甚至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心理学家易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选择个别人作为其标准，然后把他看做是所有已发生的变迁的体现。如果不同阶段的、遍及一个大规模共同体的心理变化被投射在单一的个人身上，那么为了自夸是社会心理学家，一个人只要把这一数字扩大百万倍就行了。在此种情况下，显然，根本的错误在于虚构了整个国家正在逐步经历一致的变迁，而不是对社会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要想避免这种错误，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复杂的转变划分为若干相继的阶段，其中在每一个阶段都运行着不同的社会机制。

16、当然，在理论上，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确立案例的事实，获得真理，每一成就的价值必定会得到评判的论坛，就是对科学的宣传。实际上，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并不存在那样的科学宣传，而只存在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等科学公众，他们继承了许多人类群体的特征，往往暴露出宗派思维的所有症状。但是，对这种集体态度的仔细分析表明，每一门科学不仅是设计研究某些生活领域的方法的能手，而且还是产生阻碍获得完全和适当的社会知识之路的禁止和防御机制的能手。

历史学家总是太经常倾向于使其学生铭记:没有被排除在文件和档案之外的东西才是值得列为事实的，因此当代的全部历史是不值得科学对待的，因为它没有机会接近所保存的文件秘密。大家知道，档案保管员感觉有多么的优越啊，不把这种优越的傲慢以及与此相随的。

方法归结为对其工作重要性的夸大估计以及一种为档案搜集事实时所付出牺牲的补偿，是困难的。对于探究事实的特殊方法的同样过度强调，往往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现场考察者身上也能被观察到，尽管其形式不同。如果不借助理论上的推理也是可能的话，那么，他只有当通过直接观察的方法获得一项分析时，才把该分析看做是“实在论的”。除了崇拜测量并倾向于只把可测量的要素看成是知识的真正本质这一点之外，同样的情况也常常适用于统计学家。

当转向在诊室工作时有机会通过交感直觉探究潜藏的动机或探测无意识动机深层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人们觉察到一种把档案保管员和现场考察者的骄傲方法看做是肤浅涉猎的新的自满。以其之见，这些人只接触到人类历史的制度表面(institutionalsurface)，亦即掩盖着生机勃勃精神的纯粹外表。对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而言，只有个人的经验方面才是紧要的;潜藏的个人动机是事变的主要原因。

17、我确信，我们有关基本问题的社会学知识的贫乏可以追寻到以下事实:诸专门化的社会科学一直专注于细枝末节，使自己脱离了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不知不觉地被推给了其他专业。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任务落入了政治教条主义者和文学随笔作家之手，当然，他们作为一种社会精英并非不重要，但极少享有传统的恩典和为可靠地精制科学的论据所需的训练。政治教条主义者对于社会学问题的关心不是出自对知识无私的热爱，而是为了为其政党辩护。文学随笔作家试图获得一种个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关键在于个别作家的偶然的传记，而非对经过科学研究的资料的证明。常常试图以思辨为基础来解释政治生活的哲学家，由于脱离了实际情况而没有接近社会经验主义，他通常满足于为他自己的思想派别所坚持的一些形而上学教条辩护。使我们的社会知识难于达到科学水平的，正是这种无益的劳动分工，而不是资料的缺乏。

1. 本研究的三个出发点
(1)人的能力的不均衡发展;

(2)不同的行动范围以其不同的任务影响人的理性、非理性和道德性的发展;

(3)现代社会不能再维持这种不均衡。

证实这一阐述的两个例证;
(a)基本民主化的原则;(b)日益相互依赖的原则。

2.飞行员投弹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人类能够利用发明才能的最现代产物满足原始的冲动和动机。因此，当一座城市毁于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之时，这必须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知识的发展。由这种全面类比所表明的现象，现在可以用社会学术语来描述，即这是人类的能力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仅历史的社会群体，而且个人都可以遭受崩溃的威胁，因为其能力没有均等和协调发展。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在智力上可以极为迅速地发展，而其道德判断力和性情却仍旧保持在婴儿水平上，相同事情在社会群体的生活中同样可能存在。如果这种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个人是危险的，那么，在社会中它必定迟早导致灾难。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如下:如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驭没有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崩溃。

人类能力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有两重意义。就其涉及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超过道德力量和对社会力量运行的洞见这一事实而言，我们将谈及的是“人类能力发展中的一般性不均衡”。同样，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为掌握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必需的良好判断和道德品行，从未在所有群体和阶级之中有过均等的分配。我们将把这第二种类型的不均衡，称为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分配上的“社会不均衡”。

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理性的展开(unfolding)、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征。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

如果我们转而注意这种秩序，我们将会发现，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以及创造种种塑造智力精英和情感精英之机会的因素，基本上就是功能在社会中的现存分配。在这种意义上讲，偏袒某些群体和迫使其他群体处于被动状态的正是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结构把需要某些思维和决策活动的任务分派给某一群体，而其他群体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洞见或独创性才能适应其地位。例如，在印度，这种智力和情感特质的功能分配呈现出种姓制度的形式，祭司种姓本身集中了所有的智力和心理文化及成就，而武士种姓实际垄断了行使权力的心理能力。(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与教士之间的心理和智力功能的社会分配与此类似，尽管其并非如此粗糙。

• 基本民主化原则

1.今天，愈来愈多的群体在极力参与社会和政治控制，要求体现其自己的利益。这些社会群体来自智力差的大众这一事实，对那些以前试图使大众保持在低智水平的精英是一种凶兆。只要这些统治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大众对于该阶级来说还是值得的。甚至今天，独裁者们在其获得权力以后，也试图削弱大众的行动意志，而正是通过该大众新的被动员能量，他们才得以上升到其目前地位的。当然，这可以一时获得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工业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不断地把新的活力注入大众之中的生活方式，而且大众一旦以种种方式参与政治，其智力上的缺陷，更尤其是其政治上的缺陷，便成为普遍关心的事情，甚至威胁到精英本身。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具有这样一种印象:在危机时期，民众的精神变态统治了世界，那么，这并非因为以往更少存在非理性，而是因为迄今为止，它在更为狭窄的社会圈子里和私生活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只有在今天，作为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总势头的结果，非理性才正在闯入公共生活的舞台，甚至有时还支配了那一舞台。

只要民主只是一种伪民主–就其在开始只把政治权力授予一小撮有产的和受过教育的集团，然后又逐步地只授予无产者这一意义上讲–它就会导致理性的成长，即使此时这实际上仅仅等同于其自己利益的理性体现。但是，自从民主变得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的阶级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它便日益转变为舍勒(MaxScheler)所谓的“情绪的民主”(Simnungs-demokratie)就此而论，它很少导致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表达，而更多地招致大众情绪的突然爆发。这好像是，世界上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今天可以在如下利益之整合中结束:这些利益虽原本敌对，但能够被导向理性的妥协，或适应于合理性的组织形式。但是现在，这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终究要盛行。在新近革命的动乱时期，这种大众的能量以日益增大的气势硬是达到了顶点。任何一直非常天真地认为自己将会利用这些能量的统治集团，不久将发现自己处于受逼迫而非摆布他人的尴尬境地。

在此，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一个理性的思维习惯分布不均的社会必定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当民主化进程变得普遍的时候，让大众保持其以前的无知状态是愈加困难的。人们要么是期望这样的民主:在其中无论怎样，他们都必须试图使每个人或多或少地达到类似的理解程度;要么是必须倒转民主化进程，实际上，这正是独裁政党必然力图要做的事情。

2.除了资本的集中和集聚(centralization)以外，主要还存在三种垄断社会权力地位的方式，它们全都与基本民主化的进程相冲突。
(1)控制精英以往把其决策奠定在易为广泛而包罗万象的群体所理解的一般人生观上，而理性化进程(正如我们以后将有机会更为详尽地指出那样)则增加了在有限的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重要性。此外，社会知识和决策权，因纯粹实践的缘故，愈加集中于数量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
(2)与这种知识垄断相随的，则是行政管理活动集中于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之中。(4)
自由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的组织与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的组织之间的重大区别，主要不是在现代劳动分工的更大效率和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上。这些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后果上，几乎类似等级制的官僚秩序的产生终究比任何这些因素都更为重要和更有渗透性。作为冲突着的社会群体的调解者或某些阶级的同盟者，官僚机构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新的功能单位将知道怎样垄断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将试图对外人封闭其官阶，甚至达到使其官职世袭的地步。
(3)然而，在不久将来的决定性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必定属于“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甚至在早期社会秩序中，这一领域也为那些成功地控制了该领域的少数人提供了垄断权力的专门机会。目前仍在发展中的战争工具的集中，使新的右翼和左翼独裁者组织一种由军事技术员和专家构成的从前土耳其近卫军式的队伍大为可能。像支撑土耳其政权的军队一样，军队在社会上可以如此地与全体居民相隔离，以致它总是能够被用以反对居民。军事工具的集中，减少了大众民主意愿的实施和种种类型的起义及革命的机会。

• 日益相互依赖原则

1.智能与道德能力不均衡发展的第二种危险可见于这样的事实:作为社会各部分紧密相互依赖的结果，现代社会可能比早期社会的秩序更不易承受这些非理性的情感震荡。诚然，在许多方面，现代社会比早期社会更有弹性，因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它具有更大的可任其自由动用的储备。例如，某些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从未想到它能够维持这种庞大的失业大军长达如此多年。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使现代秩序比更为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敏感得多。实际上，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愈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干扰的反应就愈重，即使是最轻的干扰。例如，在一个组织良好的铁路系统中，事故的影响要比其在公共马车运输系统中更为深远，而在后者中，事故和错乱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当然的。在战前俄国的多少有些简单的经济中，成百上千，甚至几百万人能够死于饥饿，但不会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失调。与此相比，在目前的世界经济中，某个市场上的产品过剩便成为其他市场的不幸。某个国家的政治蠢事则决定他国的命运，大众在行动上野蛮的、冲动的和情感的爆发，对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都意味着大灾大难，因为现代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

如果在短时间内，我们不能在社会控制以及我们自己本性的控制上达到我们在技术上已达到的同一理智和道德阶段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将会崩溃。如果我们愿意让事情取决于这种一般诊断和含糊不清

2.一系列行动在功能上是否具有理性，取决于以下两条标准:

(1)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的组织;

(2)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时，后果的可预测性。

3.乍一看，实质理性与功能理性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如此重要。人们可以提出以下说法作为反对的理由:一系列功能上合理性的行动必定是某人以想象筹划的，在其执行中，它必定还为执行它的人所仔细思考，因此两种形式仅仅是同一类型的合理性的不同方面。然而，这绝非或至少不总是真实的。而且，一个人只需要思考一下军队便可认识这一点。例如，普通战士准确地执行整整一系列功能合理性的行动，而并不具有任何就他的行动的最终目的而言，或每个个别行为在整个框架内的功能角色而言的打算。然而，每个行为在功能上都是理性的，因为上述两条标准适用于此:(1)该行为是依据一个限定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2)一个人能够边预测自己的行动边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然而，不仅当组织–如在军队中那样–归根到底依赖于某种远离行动者的当局的计划时，而且还当此种组织和可预测性能够被追溯到传统地继承的法规时，我们可谈及行为的功能合理性。甚至靠传统而团聚在一起的社会在功能意义上也是理性的，因为其活动是明确可以预测的，个人的行动是从该行动在达到全部行动过程的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其意义的。一个人对于这些个人行动所能说的最多的话，便是它们往往尚未被完善地组织起来。

4.一个社会愈是工业化以及其劳动分工和组织愈是先进，功能上具有理性的、因而亦可事先预测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就愈大。

5.我们把自我理性化理解为个人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一种总是成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的控制，假如一个人想要计划其生活，以便每一个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并被导向他所期待的目标的话。当我是一个影响广大的组织的一员，而其中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审慎地与所有其他的行动相适应时，我的行为方式、我对我冲动的控制和调节与我或多或少处于孤立和独立状态并能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任何事情时的行为方式及对冲动的控制和调节，显然是相当不同的。作为一个工厂工人，我必须比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匠更全面地控制我的冲动和愿望，而在后者那里，我的职业活动竟是组织得如此松散，以致我能随时满足不总是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愿望。现代社会在其行政管理人员方面或许达到了这样一种功能合理化(14)的最高阶段:在其中，参与的个人不仅被规定了其具体行动–这种任务的合理化在工厂工人的泰罗制化中可能更为先进–而且还另外具有在很大程度上以“职业”(career)的形式被强加给的生活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个人的诸阶段都预先得到了指定。对职业的关心需要最大限度地自我控制，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实际的工作程序，而且还包括按规定调整一个人被允许持有的观念和情感，以及他的闲暇时间。

6.如果我调整我的自发愿望或突然的冲动，以便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这正是一个自我理性化的例子。因此，如果我遵循思维技巧的法则或坚持一种特殊类型的体力工作的技术所规定的动作，那么，通过精神训练的作用，我便正在使我的内在动机服从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另一方面，自我观察不仅仅是这种形式的精神训练。自我观察的目的主要在于内在的自我改造。人大多都为了更为根本地重新塑造或改造自己的缘故，才对自己及其行动进行反思。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注意力所朝向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他希望操纵、改变和形成的事物。他通常不观察他自己怎样发挥功能。他生活在直接的经验活动之中;他全神贯注于这种活动，但平常并设有领会它们。当他执行某种计划行动失败，并作为这种失败的结果可以说被迫回想自己的时候，他才反思并初次看到了自身。“反思”、“自我观察”、“思考自己的情境”，此刻都承担着自我重组的功能。显然，那些更频繁地面临这样一种情境的人:在其中，他们不可能习惯，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行动，因而必然总是要重组自己，比只此一次就使自己适应的人，将有更多的反思自身及情境的机会。后者的冲动和驱力，就某些对于它们来说是重要的情境而言，是组织化的，它们可以说是无摩擦地发挥功能。由于上述的那一原因，具有灵活性类型的人–犹太人便是其中之—比所谓“坚定的”和根深蒂固类型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具有抽象性和反思性。同时，越发明显的是，一个必须执行以按期待的目标进行思维和行动为基础的更为复杂的程序的社会，在某些情境中必将趋于产生反思类型的人。从这种观点来看，认为反思–正如许多浪漫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环境中都存在压制生命力的力量，显然是谬误。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帮助我们适应于如此复杂，以致幼稚和缺乏反思的人在其中完全不知所措的新情境，反思则保护生命力。

7.如果在分析最近几年的变迁时，人们没有忘却各种类型合理性之间的区别，他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工业的合理化足以增加功能的合理性，但在独立判断能力的意义上，它为实质合理性的发展却极少提供余地。而且，如果仔细地思考一下源于此种解释的两种类型合理性之间的区别，人们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其纯粹的性质而言，功能合理化必定使普通的个人丧失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以及必定把这些能力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

在一个功能理性化的社会，对于一系列复杂活动的仔细思考仅限于少数组织者这一事实。保证了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关键地位。少数人因视野的不断拓宽而能够愈来愈看清情况，而普通人一旦把决策的职责交给组织者，其理性判断力便稳步下降。在现代社会，不仅生产资责交给组织者，其理性判断力便稳步下降。在现代社会，不仅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借以能够看出各个活动之间主要结构联系的地位，以及能够获得这些优势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正是导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以及“诉诸领袖”最近已变得如此广泛的事态。每一个整合为功能合理化的复合活动的新行动，都使普通人放弃部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个性。他日益习惯于受别人领导，以及逐步放弃了他自己对事变的解释，而接受别人所给予的解释。当理性化的社会生活机制在危机时期崩溃时，个人不可能通过他自己的洞察力修复它。相反，他自己的虚弱使他处于惊恐无能的状态。在社会危机中，他任凭为明智决策所需的努力和能量耗尽及浪费。正如自然界为原始人所难以理解以及他最深层的忧虑感是来自于自然力的不可预测性一样，就现代的工业化的人来说，包括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等在内的、正在他赖以生存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的诸力量的不可预测性，已经成为同样普遍恐惧的根源。

自由主义社会的秩序为实质合理性之成长的心理准备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以较小经济单位和适度的个人财产占有为基础，这一工业化时代的最初阶段产生了较庞大的精英群体，其成员在判断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不得不依据自己对于事变过程的多少有些理性的解释来指导和组织经济单位。与这些具有明智性的自私自利的自主实业家并存，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界成长起来了。他们共同捍卫实质合理性的生存。

8.大城市的大众生活趋于使人们比那些在较小类型的群体中得到有机整合和保持稳定的人，更易于服从建议和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爆发及精神衰退。因此，工业化的大众社会不仅在社会而且还在个人的私生活中趋于产生最自我矛盾的行为。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产生了整整一系列最高程度的可理性地预测的行动以及依赖于整整一系列压抑和放弃冲动的满足的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众社会，它产生了乌合之众所特有的所有非理性和情感的爆发。作为一个工业社会，它如此精制社会机制，以致最轻度的非理性干扰都能够具有最深远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大众社会，它有助于大量的非理性冲动和建议，并产生未升华的精神能量的积聚，而这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马克斯·韦伯已经认识到许多这类二律背反现象，但显然他不可能预见到最近源于这种二律背反的危机。然而，认为这一过程必定无条件地和无论如何都导致它在今天如此经常造成灾难，则是不正确的。

非理性并不必然瓦解社会。

只有因社会的解体而处于自由状态并围绕一个新的目标正在寻求整合的冲动能量，才具有那种习惯而模糊地被认为是每一类型大众行为特有的、爆发性的破坏性质。某些当代大众社会中的专政所正在奋力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组织来协调革命时期所释放的冲动，并把其导向预定的期待目标。大众的冲动对于新目标的被有意识导向的固恋(fixation)，取代了有机的，也就是说通过缓慢的选择过程发现其目标的、早先形式的希望固恋(wish fixation)。例如，人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其功能首先是摧毁旧的情感环境，然后通过运用新的象征，使这些分崩离析的冲动更加服从于一个人自己的目标。

9.非理性并非总是有害的。相反，当它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当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实际上，甚至一个被正确组织起来的大众社会也考虑所有这些铸造冲动的可能性。当然，该社会必须创造宣泄冲动的机会，因为由于普遍的理性化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意味着不断地压抑冲动。正是借助这些冲动，大众社会中的“运动会”和“庆祝会”的功能与社会的更为一般的文化目的的功能，才得以被发现。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的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

我们现在能够阐明什么构成了非理性特有的危险。在一个大众趋于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结构的非理性会强行闯入政治生活。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大众民主的选择装置在那些理性指导必不可少的地方为非理性打开了大门。因此，民主本身产生了它自己的对立面，甚至为其敌人提供了武器。在此，我们再次碰到了在别处被我们更精确地描绘为“消极民主化”的过程。

指出人类精神中通常可存在哪些非理性，哪些具有神经官能症形式的冲动的畸变，是心理学上的问题。

指出这些非理性表现于一个给定社会的哪几点上，以及它们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和形式，则是社会学的任务。

忽视了社会学观点的心理学认为，当它发现了某些破坏性的心理力量–如虐待狂–之后，它便能够以纯粹心理学术语描述该力量的作用和意义，而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恶行在一个给定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必须承认，在此种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本身并没有完全理性化。它以暴力的形式接纳了政治非理性。如果社会的政治安排中的薄弱之处–暴力可以在此立足–不总是吸收那些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非理性冲动，那么，这些冲动便会不是为了发泄就是为了创造文化价值而转入其他领域，因此，它们有可能被动员起来达到暴力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的庞大组织以及工业体制较为平稳的运行背后，潜伏着诉诸暴力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或为统治权而展开的内部斗争范围内，恰好确定在何时何地血腥的暴力将取代和平的妥协是困难的。这种仍未被利用的非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始终存在，并时时动员(mobilize)着大众的冲动。同是在工业组织领域的工作生活中广泛理性化的人，随时都可能转变为“机器的毁坏者”和残忍的武士。

历史上所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全都起源于游牧群体对通常为爱好和平的农业民族的原始共同体的暴力征服。这种力量的要素如此深深地渗入较和平的小规模的农业社会，以致它在其结构上留下了持久的烙印，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工业社会是在这种由武力调节并最终与此合为一体的政治秩序中成长起来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受体现在各种交换技巧之中的、计算和妥协的方式支配，但用国内外政界最时髦而又明智的话说，暴力则是“最后的手段”。

社会自游牧征服时代以来总是为这些非理性力量找到了工作。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理性与非理性力量背后所存在的、决定该力量何时会出现以及将采取何种形式的社会机制，则是这一讨论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种社会机制还调节个人生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成长与抑制。战争与社会革命总是在甚至最有理性和可预测性的行为类型附近徘徊;这不是由于它们不可更改的人性，而是因为它们此时此刻既在一种方向上，又在另一方向上为社会结构的这样一种两重性所驱使:某些人此时此刻既是最详尽拟定其行动的计算动物，又是认为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他们显露最恶劣最深层的人类野蛮行为和虐待狂是正确的那种狂暴之徒。

10.存在两种我们能够用以判断道德变化及其对实际事务影响的主要标准–人们的预见范围及其责任感的范围。
在此能够区分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1)游牧部落团结阶段的人;(2)个人竞争阶段的人;(3)超个人的群体团结阶段的人。

(1)群体的行动是最终为传统和恐惧所强化的、相对同质的行为的结果。从道德观点、预见范围、意识，以及担负责任的能力来看，这一阶段具有这样的特征:个人尚未觉醒，因而没有意识到他作为独立生灵的存在。他仍旧不能依据独立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承担个人的责任。社会学对这种社会行为的解释是，整个群体使自己适应于集体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因此个人只有作为这种集体适应过程的必要部分才能保全自身:他必须与他的群体共存亡。

(2)与机械团结的这一世界相比，起源于该世界的个体竞争的世界在某些部分体现出巨大的进步。在这个世界中，个体第一次诞生了—— 一个人能够以不同于群体习惯和传统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及并不惧怕个人的责任。参与个人竞争的每一个人不得不进行个人的调适。他必须以自己利益服务的最佳方式使自己适应于事变。个人责任心成长的主要刺激就是小规模财产占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他不想在竞争中失败的话，他就必须预先决定其行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因此，个人竞争导致了主观理性–亦即依据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来预测机会和预见其行动的直接结果(但并不必然是整个社会中的基本因果关系)的能力–的出现。这种主观理性是一种竞争性思维。社会不是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是从许多对抗性活动的偶然整合中发展起来的。人人都为自己而反对他人，并没有介意从这些冲突的活动的混乱和有限的个人责任中正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3)我们当代的世界是这样一种大群体，其中，至今仍然在日益相互分离的个人不得不放弃其私利，服从更大的社会单位的利益。

11.很早就存在着一种双重道德:在私生活中通行以上所提及的、缓慢出现的基督教资产阶级道德，而在所有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这一范畴所能包括的活动中，暴力的道德则被视为正当的。

12.一方面，人的理性和道德戒律能够达到计划和自我负责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破坏性意志是怎样以同一种能动的驱力成为公众力量的。这一发展的最坏方面是，具有被我们视为智力发展与精神发展之间不均衡象征的“手推车精神”的人型(humantype)，已经学会怎样利用报刊、无线电广播和所有其他民主社会为操纵大众心理而任意支配的技术。结果，他能够依据自己的观念来塑造人，并以此方式成百万倍地增加他自己的人型。
与此同时，新的因素也开始塑造人性。直至现在，我们能够相信，各种形式的教育与宣传之间的相对自由的竞争，通过自然选择会使最适合现代条件的、理性而受过教育类型的人上升到首位。但是，当宣传工具集中在几个人之手时，它们可以为更原始的类型所垄断，然后，已经出现的精神衰退便成为持久的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只有当人类开始独自调节其事务，而又不允许历史像以前那样遵循它自己的无计划过程时才出现的新问题。

计划者只能从已经存在的群体中补充自己。因此，一切将有赖于存在于具有目前跟界的群体中的那些将产生控制现代生活的庞大社会机器的能量、决断性和能力。……冲突也将由少数决定，因为大众总是采取控制社会的富有创造性的少数选择给他们的形式。

1.我们社会结构的二律背反也表现在智力上。（二律背反：如，社会可能鼓励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关心他人和社会公益）

• 本文研究的三个主题:
  • 自由主义对现代大众社会中的文化具有解体性的影响。
  • 专制的调节原则甚至比各种力量的不受控制的运行更富有灾难性。
  • 自由社会的机制本身为以专制手段解决其问题开辟了道路。

社会力量总是在文化中获得表现的。

2.社会对文化影响的两种方式：

• 未调节的社会过程对相应的文化形式的影响。调节的社会过程对文化形式的影响。
  • [A]对未调节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文化生活结构的描述。
    • 精英的塑造。公众的形式。知识界整合成为社会。
  • (a)精英的塑造。知识分子社会学。精英的功能。
    • 在大众民主时代的自由社会起消极作用的、塑造精英的四个过程(“消极自由主义”和“消极民主”之过程)。
    • 智力精英的任务就是推动文化生活，给它以形式，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生机勃勃的文化。

3.不同的文化升华的方式是由各种各样的以下两点在其中起作用的环境决定的:

首先，社会成员正常花费其空闲时间的习惯方式;

其次，知识分子–其有着多于平均量的闲暇时间以及自己的生活样式— 得以补充的方式。

一个把其全部能量都耗费在组织上的社会，很少留有内省、沉思和反思的机会。在该社会中，政治和组织精英会占有支配地位，而反思、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精英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他们也很少发挥作用。一个不允许升华的群体获得发展的社会，既不能指导其文化，也不能促进其创造力。只有在一方面普通人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升华其剩余能量，另一方面又存在居支配地位的文化群体的地方，才出现创造和吸收文化的、相互适应的阶级。……甚至在大众民主制中，文化升华–例如像艺术和流行式样中那样–只有当创造和陶冶情趣的鉴赏家小群体已经存在，并缓慢地向社会其余成员散播升华的内容和技术时才能产生。在所有文化生活领域，这些精英的功能就是以初级形式表现文化和心理力量，指导集体的外倾与内倾;他们对文化首创和文化传统负有责任。如果这些小群体被毁灭或在选择上受阻，文化形成和延续的社会条件便消失。

自由民主社会的文化危机首先归于这样的事实:以前有助于创造性精英发展的社会过程，现在有着相反的作用，亦即变成精英形成的障碍，因为更为广泛的仍处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积极地参与了文化活动。凡是通行竞争原则的地方，便出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人们还可以观察到，在某种条件下，竞争原则通过那些正力图在质上出类拔萃的人，导致最佳的可能存在的成就，而在另外的环境中，这同一原则却降低了社会水准，因为它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与此恰好相同，也存在社会力量未加调节的运行能够在文化领域导致消极后果的情况。以下我们将指出自由主义和文化民主在大众社会时代的某些毁灭性作用的症状。我们将这些症状称为“消极自由主义”和“消极民主化”的病症，并且将这些症状与这样的过程相并列:在该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民主化通过自由地自我适应的社会机制的作用，在早期曾导致最高度的文化创造力。

• 精英在自由社会是如何形成
  • (1)精英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以及由此造成的它的权力的下降。
    • 在一个民主的大众社会，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巨大社会流动的社会，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成功地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 (2)精英群体的排他性土崩瓦解。
  • (3)这些精英的选拔原则的变化。
  • (4)精英的内部构成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