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安达卢西亚农业工人的诗歌：

我由富变穷

看尽世态炎凉；

可叹现在已经无人再看看穷人的脸庞。

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说服进行控制。

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开的集体反抗或判乱都不太可能发生。

第二章 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發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

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

这种斗争的多数形式避免了集体性直接挑衅的弊端。

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虛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果，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的阶级斗争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大多数农民尽其所能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经常性反抗”

法兰西帝国早期与后革命时代征兵中的开小差和反抗：

从第五年到第七年，各部门纷纷递来报告说⋯⋯在某区每一个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回家了，而且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更有甚者，很多人根本无须回家，因为他们从未离开过⋯⋯在第七年，右手断指—最常见的自残方式——开始在统计数据中显现出来，其范围之广足可以视为一场集体共谋的大运动，参与者包括家庭、教区、地方当局和整个行政区。

即使是拥有大量的可靠的乡村警察的帝国政府也未能暂时减缓这类流血事件的发生速度⋯…从1812年开始，断指者的数量再次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对一个普遍不受欢迎的专制政体而言，任何全民公决都不如断指事件更具有说服力。对历史学家而言，任何事件都不如下述景象更为激动人心：一个民族决定不再为统治政权战斗而不慌不忙地回到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人至少在推翻法国最恐怖的政体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印度下等种姓的反抗：

与主人签有终身契约的仆人最典型地表达其对主仆关系不满的方式是工作马虎和办事低效，他们有意无意地假装生病、无知或无能，分散其主人的注意力。虽然主人可以通过拒绝给予仆人额外的好处而进行报复，但只要主人不想投资完全付诸东流，他就必须保证仆人最低限度的生存。这种没有表现为公开挑战的消极反抗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它证实了哈维克（Havik）等人关于下等种姓的固有看法，但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能力。

• 反抗的性质在很大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由于可能面临永久解雇或监禁，公开罢工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而工人可以采取降低工作速度和质量的方式进行反抗。通常这些行动因其不公开和匿名的特点使资方追究责任或进行制裁变得异常困难。在工业中，这种减缓工作进度的方式被称为“意大利式”罢工；当镇压非常严酷时（如1983年波兰实行戒严法时），这种方式经常被采用。当然，资本家通常会以计件工资取代计时工资，从而限制工人此种形式的反抗。当计件工资在19世纪德国的丝织和棉纺织业开始盛行后，反抗不再以降低工作速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那成为一种自我损害，取而代之的是成品布匹的缺斤短两、工艺缺陷和盗取原材料。任何一种劳动控制或工资支付方式，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可能会导致其特有的安静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
• 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资源。由于通常反抗者的日标是这些紧迫的需求—人身安全、食物、土地和收人，且他们行动时必须比较安全，他们只是遵循风险最小的原则。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的农民和无产者，因为受制于没有财产和生存线以下的工资水平，只能采取移民或大范围内盗伐木材、偷窃饲料以及赌博的方式做出反应。“森林犯罪”的速度与工资下降的速度、生活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和移民的困难程度同步增加。在1836年，普鲁士大约有207000件起诉案件，其中150000起是由于“林场偷窃”。这类偷窃为群体共谋所支持，这种共谋源于自由进入和使用林场的早期传统；然而，偷窃者并不关心他们盗取的野兔或木柴具体归哪个雇主或地主所有。在此情境下，对一种占有方式的反抗可能致使其受害者采取较少公开的方式，而这或许是更为可行和更少危险的方式

精英控制了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传媒。因而他们可以操纵对他们统治的同意。通过创造和散布与之相配的普适性的话语和概念，以及确立何为正确、美好、道德、公平与合理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种象征环境，防止从属阶级自由地思考。

政党的历史使命就不仅是领导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束缚革命思想的象征笼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如果村民哀叹，雇佣劳动收人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联合收割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知道，这种模式的普遍程度以及典型的损失又是什么。描述这种中间背景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事实自己说话（它们从来不会这样做），而主要是依据这些事实建立某种经验基础，以此作为我们分析阶级关系的起点。

贵族拥有三种主要的控制资源——权势和优先体系（它几乎不包括不受欢迎的穷人）、权威和法律的恐怖及其霸权的象征系统。有时会存在一种微妙的社会均衡，此时，统治者被迫做出让步。因而，对象征权威的争夺，不应被视为实施潜在的“真正”争夺的一种方式，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争夺。

平民的抗议有时只是挑战贵族霸权的确定性，剥除权力的神秘外衣，或者甚至仅仅是辱骂一番，而没有更进一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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